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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时在延安的，参加过1921年那场“开天辟地”大会的，就剩下毛主席和董老两个人。

　　那是一段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岁月，整天被巡捕追、被军阀打，还得长征爬雪山过草地，谁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去写日记、背日子？

　　毛主席抽了一口烟，努力在脑海里搜索那段记忆，最后也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范围，说大概是7月吧。

　　董老在那儿想了半天，也是直摇头，说只记得是7月，具体哪一天，线月就要到了，总不能因为忘了日子，这节就不过了吧？

　　毛主席最后大手一挥，拍了板，说既然只记得是7月，那就定在7月1日吧，这一天好记，也算是个新的开始。

　　就这样，咱们后来年年庆祝的“七一建党节”，其实是当年两位大佬因为记不清确切日子，为了纪念方便而人为选定的一个“首日”。

　　但随着新中国成立，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，这个问题就成了悬在党史研究者心头的一块石头。

　　你想啊，这么大一个党，连自己确切的生日都搞不清楚，还要靠“大概、也许”来过节，这说出去，多少有点让人心里不踏实。

　　于是，一场跨越半个世纪、惊动大洋彼岸、甚至还要去翻查旧社会凶杀案卷宗的“寻根行动”，悄悄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，一位叫韦慕庭的教授，正在一堆落满灰尘的档案里“淘宝”。

　　陈公博，那是的一大代表，但后来路走歪了，跟着汪精卫当了大汉奸，最后落得个被枪毙的下场。

　　最让韦慕庭教授激动得手抖的，不是论文的正文，而是论文后面附录的那一大堆文件。

　　陈公博当时为了向美国导师证明自己是“亲历者”，手里有“硬货”，竟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大纲领、决议等原始文件的英文版，全部附在了论文后面。

　　虽然陈公博这个人后来是个反面教材，但在1924年写这篇论文的时候，距离一大召开仅仅过去了3年。

　　比起1938年毛主席和董老在延安的回忆，陈公博当时记忆的准确度，肯定要高得多。

　　专家们拿来韦慕庭提供的资料一分析，虽然陈公博在论文里也没直接写明“一大是X月X日开的”，但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坐标。

　　根据陈公博的记录和行踪分析，一大召开的日子，肯定不是7月1日，甚至都不是7月上旬。

　　但这毕竟是美国人找出来的资料，而且出自一个“汉奸”之手，能不能作为铁证，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。

　　1961年，李俊臣一头扎进了故纸堆，翻阅着那些发黄变脆的《新青年》杂志。

　　当他读到《新青年》第九卷第三号时，一篇标题很文艺的文章吸引了他的注意——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。

　　文章里写着陈公博怎么从广州去上海，怎么在上海见朋友，怎么游玩，怎么因为天热身体不舒服。

　　那个年代的革命者，说话写文章都习惯“藏着掖着”，毕竟周围全是眼线，谁敢大张旗鼓地写“我去上海开党代会”？

　　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暑假期间我感了点暑，心里很想转地疗养…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。”

　　在那血雨腥风的1921年，陈公博一个搞革命的激进分子，大老远跑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，仅仅是为了“疗养”？

　　文章里还提到，他拜访了一位姓李的同乡，这位李先生家里藏书非常多，特别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书。

　　当时的上海，一大代表李汉俊家里，那就是个临时的图书馆，藏着很多进步书籍，而且一大的会场，一开始就是设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。

　　李俊臣把这些隐晦的线索一条条抽出来，排列组合，终于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：

　　但历史考证就是这么磨人，你知道了“最早是哪天”，但还是不知道“确切是哪天”。

　　邵教授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，他觉得既然要搞清楚，就得把那个具体的日子找出来，不能总是“大约”、“可能”。

　　当时大家正围在李汉俊家里开会，突然有个鬼鬼祟祟的人闯进来，看了一眼又跑了。

　　因为这事儿，会议没法在上海开了，大家这才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，开完了最后的一天的会。

　　邵维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：巡捕房为什么要搜查？那天到底是哪一天？

　　只要确定了巡捕房搜查李汉俊家的日期，再根据会议记录倒推，不就能算出开幕的日子了吗？

　　邵维正教授没有放弃，他决定另辟蹊径。他一头扎进了上海图书馆，开始翻阅1921年8月前后的所有旧报纸。

　　终于，在1921年8月1日的上海《新闻报》上，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，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邵教授。

　　报道里详细描述了这起命案：7月31日凌晨，在上海繁华的大东旅社里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一个叫孔阿琴的女人被当场打死。

　　这起命案看似跟开会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在邵教授眼里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线索！

　　更巧的是，那个爱写文章的陈公博，当时为了带新婚妻子“补度蜜月”，没有住博文女校，而是专门住进了条件更好的大东旅社！

　　根据后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，那天晚上法租界巡捕房之所以发了疯似的全城搜查，甚至冲进了李汉俊家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就是因为大东旅社出了这档子人命案，整个租界都了。

　　邵维正教授经过多方核实，确认了巡捕房冲进会场的那天晚上，正是大东旅社命案发生的前夜，或者是由于命案导致的连带搜查行动的高潮期。

　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史料比对，专家们锁定了李汉俊家被搜查的确切日期——是1921年7月30日的晚上。

　　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邵维正教授还简直是“福尔摩斯”附体，他又去查了另一个关键证据——天气。

　　一开始是阴天，后来游船开到湖中心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大暴雨，那是，大家不得不关上舱门在船里开会。

　　邵维正教授专门跑了一趟气象部门，查阅了1921年8月江苏嘉兴地区的气象档案。

　　那一年的记录显示：8月初的那几天，只有8月3日的下午，嘉兴出现了大暴雨天气。

　　结论只有一个：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开幕的确切日期，就是1921年7月23日。

　　这篇名为《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》的文章，一经问世，就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

　　看了之后，那是大加赞赏，直接给这篇论文记了二等功。你见过写论文能写出二等功的吗？这就是。

　　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按理说，既然搞清楚了，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改过来，以后每年7月23日过建党节？

　　从1938年毛主席和董老在延安窑洞里定下“七一”这个日子开始，这个日子就有了它独特的生命。

　　你想想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，有多少年轻的战士，是喊着“七一”的口号冲上战场的？

　　这几十年里，“七一”这两个字，已经深深地刻进了这个党、这支军队、乃至这个国家的骨髓里。

　　邵维正教授后来也感慨地说：历史的真相我们要搞清楚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学术的严谨；但“七一”作为建党纪念日，它的意义早就超越了那个具体的24小时。

　　那个“大概是7月”的模糊记忆，恰恰见证了那段艰难困苦、无暇他顾的峥嵘岁月。

　　一个为了庆祝生日而引发的疑问，最后竟然靠着一份“汉奸”的论文、一篇隐晦的游记、还有一桩民国的旅馆命案，才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。

　　他在写那篇硕士论文的时候，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这辈子留下的文字，最后竟然成了帮“寻根”的最关键线索。

　　那个被枪杀的孔阿琴，那个在大东旅社惊魂一夜的无名过客，更是万万想不到，自己不幸的命运，竟然在几十年后，成为了锁定一个伟大政党诞生时刻的坐标。

　　不管日子定在7月1日还是7月23日，那条从南湖红船上延伸出来的路，终究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。

　　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，知道了这个故事，再过“七一”的时候，心里可能就会多一份别样的感慨。

　　我们庆祝的，不仅仅是一个日子，更是一段从遗忘中找回记忆、在苦难中寻找辉煌的历程。

　　但那份在窑洞里拍板定日子的豪情，那份在图书馆里翻故纸堆的执着，依然透着股子热乎气儿。